新京报：你对今年下半年的中国经济走势有何判断？

何帆：上半年经济数据出来后大家都比较悲观。但我相对乐观些。

中国是一个靠需求拉动的经济体，经济增长主要靠净出口、消费和投资三驾马车。此前大家预计净出口对中国经济的拉低作用会非常明显，但现在看来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坏。

消费可能也比预期中的要好一些。从数据来看，去年开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连续几个月出现下滑。下滑速度最快的是日用品、文体用品和服装等。但现在很多年轻人不在商场买东西，而是网购。网购的增速很快，但没有反映在统计局的数据中。同时，农村消费有增长的趋势，比如对服务的消费等。

新京报：未来的经济发展主要靠什么？

何帆：决定今年中国经济走势的还是投资。今年投资有所下降，我认为主要是宏观调控的原因。

去年下半年基础设施投资开始下降，今年年初房地产投资开始下降，这两项投资都与宏观调控有关。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是在自己折腾自己。

2008年经济危机中的4万亿刺激政策太猛，出现各种问题后，政策又收得太猛，铁路停建，发改委停批新项目。

现在经济下滑又慌了，开始放松政策。调控的节奏总是把握不准。

如果是调控的节奏没有把握好，我觉得无非就是把节奏调整一下。现在国家的财政状况良好，投资的机会也很多。比如铁路、水利工程以及科技、环保等“十二五”规划中列出的新兴战略型产业，这些都可以去投资。

新京报：很多人担心加大投资会重蹈过去4万亿刺激政策的覆辙。

何帆：2008年刺激力度确实太大，这次要注意把握好力度和结构。如果再次加班加点审批项目，可能还出问题。大家的担心也是有道理的。

但现在跟2008年有所不同，有很多项目是早就决定要建的。比如铁路，虽然发生了事故和腐败事件，但在所有的陆地运输成本中，铁路运输的成本最低。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又以制造业为主，自然是要修铁路的。

修铁路应由中央财政出钱，或者发行铁路建设债券，然后由中央财政偿还。

投资基础设施短期内不会带来大量的产能过剩。基础设施至少在短期内风险是可控的，以后都会用到，不会变成不良资产。比如养老院我们太缺了。

短期来看，中国经济只能靠投资来稳定，但长期就悲观了，不可能永远依靠基础设施投资。长期来看，消费的空间非常大。

减税比补贴更好

新京报：你认为一些投资比如修建铁路可由中央财政买单，但官方多次表态要调动和鼓励民间投资。

何帆：中央财政应该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同时创造切实的条件让民营资本参与进来。

引导和调动民间投资要出台具体可行的措施。已经忽悠人家好几次了，民营资本进入煤炭领域，小煤窑收了；进入钢铁领域，就整合并关闭了部分钢铁厂。

要调动民间投资首先必须让利，把利润让出来，同时要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实际上，关键还是靠政府投资。每年那么多税收，拿出来用吧。

新京报：从去年开始减税的呼声很高，且不少人士认为财政支出的结构不合理，你认为在政府主导投资的情况下，还有减税的空间吗？

何帆：减税还是有一定空间的。结构性减税并不意味着税收收入的减少，在一定条件下采取减税措施，会激发企业活力，税收总收入有可能增加，当然中国不一定会出现这种情况。

我认为部分财政补贴可以改为减税，减税比补贴更好，补贴需要论证、执行，中间会涉及很多成本。比如农业补贴10元，最后有3元进入农民口袋就很不错了，但取消农业税效果就很明显，执行成本非常低，农民获益最大。

如果要减轻企业负担，不需要采用补贴，直接取消某项税收的效果最好，未来减税还是应该主要针对中小企业。

不能边量体温边吃药

新京报：你提到宏观调控的节奏总是把握不好。能解释一下吗？

何帆：对，老踩不准点。2008年的那次金融危机，其实在2007年就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如果在2007年推出刺激政策，就不用4万亿那么大的力度了。后来政策收的时候又收得太紧。

经济下行的趋势在去年下半年的时候就比较明显了，但去年下半年的政策还是紧缩的，例如，存款准备金率每月上调。

话说回来，因为没有提前加息，货币政策在当时也不得不那么做。如果能够早加息，把通货膨胀控制下来，在经济下行时，就不需要频繁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了，甚至可以把存准降下来一点，投资提上去一些。一个错误带来了另一个错误。

通胀显现了，还在犹豫是否加息，等到加息的时候已经很晚了。

在没有发烧时开始预防，可能就不用吃药了，非得等温度计显示出高烧，才去吃药。

我们一只手拿药，一只手拿温度计，吃药后立即测温度，没有降下去就再吃点，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忘了药效的发挥需要一个过程。

新京报：有人认为宏观调控是人为制造经济周期，你怎么看？

何帆：这倒不是，经济周期受外界因素影响，也有经济本身的原因。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本轮经济周期主要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政策总的方向基本是正确的，但节奏把握得不是很准。

要提高决策水平，在统计方面需要有所改善，统计质量总体来说还不行，这会影响到决策。

新京报：目前的统计数字不够准确？

何帆：还不完全是不准确的问题。统计数字确实不够准确，除此之外，目前的统计里面，很多重要的指标是没有的。比如就业的统计数字就没有国外完善。

决策最根本的指标就是看就业，从整个经济循环来看，有消费才能有生产，有收入才能有消费，所以就业是起点。因此，国外的统计往往很看重就业这个指标，而我们在这方面就比较弱。

另外对风险的预警，我们准备不够。比如，金融危机的影响程度有多大，我们现在更多的是依赖做调研等方式，做调研也是有必要的，但出了问题才去做调研，已经晚了。

市场经济不代表都能自由买卖

新京报：很多人担忧政策放松会带来房地产市场的反弹。

何帆：我们以前是把房地产当成支柱产业，希望以此拉动经济增长，实行所谓的市场化原则，现在发现这样做并不正确。

市场经济也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能当成商品自由买卖，比如劳动力、土地和房子。

现在的思路是对的，住房先是一个社会政策，然后才是产业政策，所以开始建保障性住房。

新京报：从长期发展来看，中国经济主要会面临哪些问题？

何帆：长期来看问题很多，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劳动力成本不断上涨，以及服务业落后可能带来的就业形势严峻等问题。

目前中国整个社会的情绪和偏好跟之前有所不同。上世纪80年代，公众关心的是公共问题，没人考虑挣钱；但从90年代开始，大家都在考虑赚钱。现在以及未来大家关注更多的可能不是经济问题，而是社会公正和收入分配公平等问题。

现有制度已难适应社会经济环境

新京报：你在《出门散步的经济学》里面提到经济增长与制度安排的关系，目前的制度适合现在社会经济环境吗？

何帆：我那时候的研究兴趣主要是制度经济学。从过去30年的发展趋势来看，中国的制度非常适合经济增长。如果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现在的体制仍然非常适合，因为中国从上到下都追求更高的GDP。

但是现在我们的目标已经不单纯是经济增长了，所以制度就不是非常合适了。我们现在更关心民生问题，这样在制度方面就要做一些调整，大概的调整方向是更加注重经济结构调整，把民生的指标放在更靠前的位置。

政府考核指标要有所调整，弱化GDP在考核中的比重，在考核机制中更多地引入民生指标，比如就业率、节能减排和生产安全等。

新京报：对目前的国际经济形势及其未来的走向如何看待？

何帆：总体来看，美国经济和日本经济的表现比去年要好一些。

美国主要是消费的增长速度比较快，今年一季度消费占美国GDP的比重已经达到71%，是历史最高水平。

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经济出现趋势性复苏，这只是一个反弹，可能还会降下来。尤其是今年年底和明年年初，从小布什时代开始的减税政策今年会自动作废；同时，美国国会曾经讨论过债务上限，如果没有共识，支出就要自动削减。

减税自动结束，支出又要削减，就是很严厉的紧缩财政政策。但下届美国政府不管是奥巴马还是罗姆尼上台，可能都会把减税的政策再往后推迟。

日本经济今年增长势头比较好，主要是因为与去年同期进行对比，去年在经历了地震、海啸、核泄漏和日元升值后，其基数比较低，但日本的问题也很多。

最关注石油期货改革

新京报：2012年的经济运行到现在，当前的状况，是否有让你很意外的地方？为什么？

何帆：今年的经济运行状况跟我们年初的判断大体一致。但我们年初有一点没有想到，就是外贸方面的变化。

我们之前对外贸的估计比较悲观，现在来看外贸的状况还可以。之前预测下半年油价可能会下跌，但没想到下跌的速度这么快，这对改善中国的对外贸易也有帮助。

新京报：近期在市场层面，你认为哪一项改革最值得期待？

何帆：我个人比较关注推出石油期货这项改革。一直以来，中国石油进口量很大，但没有定价权，是否有可能通过推出石油期货赢得一部分定价权，这是我比较关心的。另外在技术层面上还涉及到账户开放问题，比如是美元定价还是人民币定价，这与我的研究方向有关。

（关键词：经济体  经济增长  三驾马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