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收购占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比例创下新高。1月19日，商务部在例行发布会上宣布，2010年以收购方式实现的直接投资238亿美元，占投资总额的40.3%，这个比例在2009年仅为34%。其中采矿业和制造业构成了主要的收购范围。

但是据德勤2010并购报告统计，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交易有超过50%无法达到增值的底线。而大部分失败来自于漫长的整合时期。

另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从2000年到2009年期间，限制性措施在所有投资政策中所占比重从2%增加到30%，投资自由化和投资促进的措施相应地从98%减少到70%。

资源类投资是主力 获利水平仍低

资源类并购目前居海外并购的主导地位。德勤会计师事务所中国研究与洞察力中心高级经理屈倩如表示：“尽管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行业正在区域多元化，但从并购交易额分布比例上，能源、矿产和公共事业的占比还是超过了50%。从增长幅度上看，2010年能源、矿产和公共事业领域的占比甚至从之前的69%上升到了74%。一段时间内，资源性产品仍是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并购交易的主力。

据普华永道1月1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原材料行业的并购项目67宗，数量位列第一。“中国现在已经被视做是国际并购市场上的大买家。”来自一家香港投资银行矿业并购部门的负责人表示，以加拿大为例，5年前大概只有20%的矿业企业会考虑来自中国的资金，但现在这个比例至少高达60%。

商务部对外经济研究院专家指出，根据“十二五”规划中提出有色金属以国内需求为主的观点，利好政策会向资源深加工产品倾斜，所以能源、矿产和有色金属类企业海外并购和投资力度还会加大。

前述香港投行并购负责人认为，即便是有这么多的项目，中国企业距离真正从并购中获利还很远。“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企业缺乏国际并购经验，对于项目的整体判断并不成熟。”作为曾经介入多起跨境并购项目的当事人，这位负责人表示，能源类跨境投资大多存在与当地产业链的利益协调甚至再分配，制造业甚至一些品牌类并购则涉及市场融合，两个维度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相互交叉，这都构成了海外投资并购效益实现的难度。在这方面中国企业普遍缺乏经验。

来自西德银行(Westdeutsche Landesbank)欧洲、中东以及非洲地区能源组总监Susana Vivares表示，以能源投资为例，跨境投资不仅仅涉及企业本身，更多涉及投资目的地国家的能源政策、项目配套建设、运输条件甚至环保要求和劳工现状等多方面内容。而实际上，这些在签约之前企业很难独立获得这些信息。

“尤其是从2010年开始，能源项目并购正在走向新兴经济国家，非洲和拉丁美洲正在成为资本追逐的焦点，而这些区域相比成熟的北美和欧洲，存在更多的不确定性因素。”她说。

政策呈不稳定趋势 政治风险多样化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发布了《2010世界投资报告》中显示，全球有一半的FDI是流入了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而FDI流出量中有1/4则是来自于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

以发展中国家中的热门投资地越南为例。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介绍，20世纪90年代以来，越南每年的GDP增速都高于世界平均增速。但同期，1992年到2001年间越南消费者价格指数平均上涨8.6%。2002年至2009年间，涨幅分别为4.1%、3.3%、7.9%、8.4%、7.5%、8.3%、23.1%和6.7%。2010年预计为8.4%。“这接近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地区水平。在此情况下，工人的生活水平会受到直接影响，因为越南工厂的罢工次数和规模在过去的两年内居高不下，如果仅看其账面人工和土地价格低廉而进行投资，而忽视宏观经济稳定性而产生的汇率成本、效率成本，难免会影响投资收益。”

多边投资担保机构(MIGA)驻中国业务开发官员沈超认为，涉及能源、矿产等资源类项目，往往与目标国的产业战略甚至国际安全相关。但中国企业对其交易背后政治性风险的关注度仍缺乏主动性，通常是为了获得资金支持才在银行的要求下去进行。而从一些已经比较成功案例的经验显示，对这类风险早做估计，对于项目运作中的股权分配以及选择以何种形式与当地企业实现利益共享，以维护在当地的投资安全，都是有益的。

事实上，中国企业接连不断的海外投资并购行为不仅在发展中国家存在政治风险，在发达国家同样正面临来自政治领域的考验。

就在2010年12月28日，欧盟工业专员Antonio Tajani提出应设立与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类似的机构，对重要领域及敏感行业的外国投资进行审核和限制。

这样的声音并非初次发出。事实上，从2000年到2009年期间，限制性措施在所有投资政策中所占比重从2%增加到30%，投资自由化和投资促进的措施相应地从98%减少到70%。这是由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共同发布《二十国集团投资政策报告》中呈现的趋势之一。

对此，博鳌亚洲论坛原秘书长龙永图日前对本报记者表示，尽管这与全球经济形势的变化有关，但这类阻碍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仍是跨境并购市场上的新面孔，对方恐怕对于并购效果有所保留，因此企业在拓展海外市场时应极力避免政治化的趋势;另一方面，其他国家同时也强调希望中国市场向他们开放投资的环境更宽松，在这个背景下，若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行为采取限制，恐有在开放市场上采取“双重标准”的嫌疑。

这提示着未来海外投资并购的风险不仅存于国家整体政治局势的变化，也存在政策局势的变化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