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接一场的雾霾持续不断，京城、河北地区更是成为了全国雾霾天气的重灾区。而在雾霾的背后，上演了一场高耗能复活记，从2009年起钢铁、水泥、有色无一幸免，都在产能争夺战中奋力厮杀。产能的扩张与环境的污染同步增长，让生存环境成为了不可承受之重，而此次出台的“最严污染法”似乎成了人们心中的一根救命稻草，同时似乎也将成为压垮高耗能企业的稻草。
冀钢“生死考”
最严污染法重创钢企
在钢铁行业里拼杀多年的王文安曾让武安市文安钢铁有限公司（下称“文安钢厂”）的办公大厦成为当地最壮丽的建筑，而如今，他需要“一年365天一天都不停产”地持续运转来让钢厂度过行业里前所未有的寒冬。
即便如此，或许他并没有想到，另一场生死考验即将开始，而且这场考验还是以国家最高环保部门日前紧急发布的一纸最严大气污染防治标准的形式出现。作为经历过多年钢铁行业关停并转炼狱之苦 “活到现在”的民营钢企老板，他需要独自去破解这个罩在自己企业头上的“生死魔咒”。
最严大气污染标准实施
正当很多民营钢企老板不知最近环保部出台了何种大气污染法，且与自己经营的企业有何关联时，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微博）向《华夏时报》记者强调，“这次国家要动真格的了。”他的意思是，面对近日全国大范围的雾霾天气的残酷现实，这次国家一定会言必行、行必果。
拨动钢铁企业主那根脆弱神经的是，1月19日环保部的一纸大气污染防治标准，相较于之前此次用了“最严”两个字来形容，此次将涉及19个省（区、市）4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重点控制区的火电、钢铁、石化、水泥、有色、化工等六大重污染行业以及燃煤工业锅炉纳入了特别排放限值。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3月1日起，新受理的火电、钢铁环保项目就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而已有项目中钢铁行业烧结（球团）设备机头从2015年1月1日起执行颗粒物特别排放限值。由此可见标准的大气污染防治力度不可谓不“给力”。
2月28日，邯郸市环保局办公室张主任告诉本报记者，“今天刚收到从省环保厅下达的两个标准，分别是《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和《石灰石行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接下来我们将按照通知要求严格执行这两个标准。”
张主任称，钢铁行业执行标准肯定难度很大，而这对于钢铁行业的成本会增加多少，目前还没有人核算过。
另外对于这个标准与此前的国家标准有何不同，张主任表示，各项大气污染物排放指标更加严格了。
林伯强分析，这一最严标准将会带给钢铁企业比较大的影响，原本就纷纷陷入亏损的钢铁行业，如今还要应对标准执行带来的环保成本大幅增加的尴尬，显得有点“祸不单行”。
记者在2月26日至3月1日走访涉及污染重灾区的邯郸、唐山等地的钢企实地调查过程中得知，一些民营钢企老板认为，这一最严标准会否是国家的一个初步方案，而如果实际执行的话会否考虑企业实际情况而不执行或者部分执行，这都存在可能性。
而对于这些钢企老板的侥幸心理，林伯强则表示，这次国家肯定会将标准严格执行下去，那些因为心存侥幸而不进行现有项目环保整改或者新项目未达到标准的企业，或将在不久之后便会收到来自政府的环保罚单。
唐山市环保局相关人士也对本报记者表示，对于中小企业实施综合整治，凡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企业或装备将纳入关停淘汰范围；凡是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企业，实施污染治理，具备达标排放能力。
中小钢企的生死考
而王文安以自己姓名命名的钢厂位于“钢铁重镇”武安市，记者于2月27日来到了文安钢厂，在拥有18家钢铁企业的武安市，文安钢厂并不出众。该厂一名普通工人刘志（化名）向记者透露，“老板王文安是本地人，从业十多年了，原来炼铁，现在做大了，开始炼钢了。”
刘志说：“行业形势不景气，去年一年365天老板一天也没让停产，停不起啊，停了生产设备就容易锈掉，就得维修，这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接着他补充道，“钢厂有3000人左右的规模，年产钢量在200万吨左右，这算中小规模的钢企，但是每天的流动资金也得需要两千万元左右，没有这个数厂子是转不起来的，稍微大些的厂子每天得要五六千万元。”
对于记者质疑这笔资金的来源问题，刘志毫不迟疑地说：“当然是通过向国家贷款获得的，而当地政府考虑到企业在税收、吸纳劳动力方面的因素，自然不希望钢铁企业面临关闭破产的命运。”
记者站在钢厂门口与刘志交谈时，一辆辆货车轰鸣而过，天空中的雾霾将景物的能见度缩小到了100米左右，吸进鼻孔里的空气明显有颗粒物的感觉。对于空气污染源的问题，刘志颇为坦诚，“单这条街就坐落着两家中型钢铁厂，整个武安市这个小小的县城，就有18家左右的钢铁厂，另外还有煤炭洗选、焦化等企业散布于城市周边，这些都是大气的污染源。”
同样以老板名字命名的河北省文丰钢铁有限公司（文丰钢铁）坐落在文安钢铁的旁边，家住在文丰钢铁附近的出租车司机郑师傅告诉记者：“钢厂在夜晚应该是将除尘设备关闭了，甚至白天都经常不开除尘设备，即使是刚洗过的出租车放在院子里一晚上的功夫，便披上了一层厚厚的粉末状的灰尘。”
而肖立阳（化名）是某环保装备科技有限公司的业务经理，他有着长期与各类钢企打交道的丰富实战经验，他告诉记者，这两年他曾多次到武安洽谈业务，那里有不少钢铁企业没有完全安装脱硫、除尘等环保设备，有的甚至根本就没有安装相应的环保设备，另外还有企业购买使用低质低价、偷工减料的烧结烟气脱硫设施。
肖立阳还告诉记者，钢铁企业的环保设备是一个体系，并非是花几百万甚至上千万购入一套环保设备便万事大吉了，而是需要长时间持续地投入，比如脱硫设备要正常运行，就包括用水、用电以及人工成本，大概合计每个月需要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的成本才能让设备持续运行起来，如此一年下来，光一套脱硫设备就需要上千万元的投入，但让这些企业负责人难以接受的是，如此大的资金投入进去了，却并不会有直接的经济效益产生。
“而且有些企业在上了环保设备之后却不是‘每天都在用’，甚至有的企业将环保设备闲置起来，而如果国家相关部门因此而对其进行罚款，由于罚款的数额相对于环保设备的运行成本来说显得非常少，企业宁愿选择交罚款，也不开环保设备。”肖立阳说。
那么对于每天流动资金需求颇大且以贷款为主要来源的民营钢企来说，这道最严标准会让原本就存在种种环保漏洞的它们成本大增，而这笔成本在国家高压政策的倒逼下则会成为企业头上的“生死魔咒”。
林伯强告诉记者：“这一最严标准的执行，恐怕会让一批中小型民营钢企难以维持生存，而面临破产的命运。”
大钢企发展的坎
中小企业面临着生死考验，大钢企的日子也不好过。
对于早在2008年就被纳入河北钢铁集团麾下的邯郸钢铁集团（下称“邯钢”），很多当地人都有着与家住邯钢附近的出租车司机王志国（化名）类似的一种复杂心情，“邯钢大得很呢，一共有六个门口，对角走的话，恐怕两个小时都走不出来，”话语里透着一种自豪感，不过他接下来便说道，“邯钢在环保设备上都非常齐全，但是因为钢铁业的性质所致，还是有一定污染。”
在王志国眼里，邯郸曾经的十大国有企业中唯一存活下来的便是邯钢，所以邯钢有着“不一般”的意义。
根据河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上半年的财报显示，邯钢持有河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为42.82%，可见邯钢在该公司中的核心地位以及对于邯郸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
2月28日，邯钢宣传科科长吴兆军告诉记者，如今钢铁行业普遍不景气，很多企业都陷入了亏损的泥沼，邯钢能够实现不亏损且稍有盈利，已经相当不容易了。
另外，吴兆军还告诉记者，在“十一五”期间，邯钢总共在环保上的投入达到45亿元，平均每年达到9个亿，这甚至要高于企业的年净利润。
“像邯钢等大型国有钢企在环保投入上都比较大，各种环保设备也都比较齐全，那种超标排放污染物的情况也较为少见。”肖立阳告诉记者。
似乎大型钢铁企业面对此次最严标准可以轻松应对，但是并非没有问题。
据统计，韩国、日本部分钢铁企业年度环保设施改造投资均高达数十亿元人民币，吨钢环保投资少则近70元，多则上百元。同时，每生产一吨钢还需要增加130元~150元的环保设施运行成本。“十一五”期间，我国重点统计钢铁企业环保总投资为467.6亿元，吨钢环保投资仅为25.21元。可见我国大型企业与国外先进水平差距依然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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