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油消费量增速偏低

 

按照《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12》数据计算，世界跨区原油贸易量2001~2011年10年间年增长率仅为1.71%，同期中国原油净进口年增长率为13.99%。与之相应，中国进口依存度从2000年的28.2%上升到了2011年的54.8%。进口量快速增长、进口依存度大幅提高，给人以深刻印象。不少人怀疑这样的发展是否正常或合理。

 

判断能源或其中石油的消费增加是否合理，不能简单、孤立地看其数量增长的快慢，而要分析其与相关因素之间的关系，这里首先就是消费弹性系数。能源/原油消费年增长率与经济增长(GDP)年增长率的比值称为能源/原油消费弹性系数。一般来说，如果能源/原油弹性系数达到1左右甚至更高，则表示能源/原油增速与经济增速同步，甚至表示能源/原油增长更快。这意味着经济发展是以浪费能源/原油的低水平扩张实现的，这对一个经济大国来说是难以持续的。

 

计算中国的能源/原油消费弹性系数，可以发现，2000~2002年的能源/原油弹性系数为0.56/0.35；2002~2007年的能源/原油弹性系数为1.03/0.74；2007~2010年为0.52/0.82。

 

由于本世纪最初10年的GDP年增长率均相当高，最低的2001年仍达8.3%，2007年竟达14.2%，这是造成该期间能源弹性系数偏高的基本动因。特别是2007~2010年GDP年增长率皆大于10%，能源消费也相应扩大，达到大于1的明显不合理程度。2007~2010年间的GDP年增长率略大于2000~2002年间相应值，但前者的能源弹性系数反而低于后者，这应归因于节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2007~2010年间的原油消费弹性系数0.82是三段中的最高值。这除了其GDP年增长率较高的背景外，还受能源构成变化的影响。该期间能源消费总量、煤炭和原油消费量年增长率分别为6.79%、6.01%和5.09%，其中煤炭年增长率出现大幅下降。而在其他能源发展状况无大变化时，就迫使原油消费量有更快的增长，导致原油消费弹性系数有所增大。

 

在经济发展中，从节能(降低能源强度)和减排(污染物)两方面，都要求降低煤炭份额，增加其他碳排放较低的清洁能源的比例。从全球看，1980年煤炭、石油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例分别为32.8%、30.1%，到2000年则为24.4%、38.7%。而处于粗放型模式下高速发展的中国却相反，在2000年煤炭、石油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例分别为60.6%、29.2%，到2010年则为70.1%、18.1%。从10年间的年增长率看，能源、煤炭、石油消费量依次为11.58%、13.21%、6.37%。石油的增速不仅小于煤炭，也明显小于能源总量，这导致煤炭比例升高而石油下降的变化。

 

石油消费量的年增长率应等于或稍大于(而不应明显小于)能源总量的增速。从这个角度看，这十余年中国石油消费量增速似乎不是过大，而是偏低了。

 

2020年或需进口5亿吨原油

 

而从供给角度讲，在2000~2010年间中国原油生产增长缓慢，年增长率仅为2.13%，而原油消费却以7.28%的年增长率增加，这之间的缺口只能以进口的快速增长来弥补。

 

即使以前10年中处于较低水平的2007~2010年的进口年增长率(14.7%)为参考，设定多种有利因素使未来的进口年增长率降低一半(7%)，那么至2020年原油进口量也将翻番，约为4.64亿吨；若要求2020~2025年的进口年增长率再进一步降至4%，届时进口量亦达5.65亿吨。如假定今后我们的年产量以3%的速度增长(高于2007~2010年的2.13%)，那么2020、2025年的产量分别为2.67亿吨、3.10亿吨。按此种反推式匡算预测，2020、2025年我国石油的进口依存度分别为63.5%、64.5%。从现有的条件看，以上预测应算是相当乐观的、进口依存度偏低的估计。

 

所以对“中国原油进口是否增长过快”问题的分析，可以得到以下两方面的认识：

 

第一，我国的原油消费弹性系数偏高反映出石油使用效率偏低，节油和油品替代等处于较低水平，有较大的提高空间。而当对GDP年增长率的高速增长有一定限制(如等于/小于7%)、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等取得明显进展时，也就为节能节油(包括油品替代)创造了较为宽松的条件。如“节流”同时“开源”有较快的进展，国内石油有所增产，就可使原油消费和进口快速增长的势头有所削弱。

 

第二，即使GDP年增长率等于7%，仍属高速增长(十年翻番)，考虑到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国情特点，近中期相当一段时间内石油消费仍将保持快速增长。当这段时间内国内石油生产只能低速增长时，势必产生对石油进口增长的刚性要求。

 

对未来一段时间而言，中国总体上石油消费的快速增长是不可避免的，要使今后增速有明显降低有着相当大的难度。

 

按《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12》的数据，2011年美、中、日三国原油进口量分别为4.45亿吨、2.53亿吨、1.77亿吨，依次占全球进口总量的23.5%、13.3%、9.4%，中国已居世界原油进口的第二位。而中国在2020年能源消费总量预计将达50亿吨标煤，若以石油所占比例为20%(仅比2010年的18.1%的占比略有增长)计，则需要消费石油7亿吨。以国内产量基本稳定、产油2亿吨计，则需进口5亿吨，进口依存度高达71%；以国内产量持续增长、年增长率2.31%(2000~2010年增率为2.13%)、国产2.5亿吨计，则需进口4.5亿吨、进口依存度高达64.3%，这与之前匡算结果基本吻合。但即使按后一数字，亦超过美国2011年原油进口量。

 

美国专家根据其非常规油气产量快速增长、替代能源和节能的发展，推测美国石油进口量将持续下降。仅以页岩油开始规模开发的2008~2011年计，原油进口年增长率为-2.97%。考虑到这个势头还会增大，笔者以年增长率-3%预测，其2020年的进口量为3.38亿吨。如此，在2015～2020年间，中国就有可能成为世界第一大原油进口国，这将使中国的原油供应面临更加巨大的压力。

 

迎接油气更大规模进口的对策

 

显然，至少在近期和中期，为保障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还要在一定程度上加大油气进口量和进口依存度。问题在于怎样认识并采取适当对策，个人认为应注意以下四点：

 

第一，把节能放在能源战略首位。降低进口的增速首先取决于能源消费增长的控制。在保障经济增长、人民生活改善所必需的刚性增长前提下，需要强调节能、提高能源使用效率。这是能源战略的首要问题，也是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大计。按IEA2010年的数据，以衡量能源节约的最重要参数——能源强度(吨油/千美元)计，世界均值为0.31，中国为0.77，中国为世界均值的2.48倍；中国的能源强度不仅明显高于发达国家(如日本为0.10、美国为0.19、德国为0.16)，也高于某些发展中国家(如巴西为0.28、墨西哥为0.22)。如果中国能充分利用世界上的先进经验和技术，发挥后发优势，节能节油的潜力是巨大的。

 

第二，增加国内生产。这里要强调指出的，一是解放思想、大力推进油气生产的战术和战略替代。老区的挖潜、增储上产可保障其稳产或大为降低减产幅度，而新区新领域的开拓又不断为持续发展创造条件。特别是非常规油气的发展展现出良好的增产前景。二是注意以国产能源代替进口能源。从长远看发展新能源代替化石能源，从近期看发展以气代油，从技术储备上支持煤化工、第二代生物能源(主要利用纤维素等非食物原料制油、气)都是可以发挥相当作用的措施。

 

第三，促进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和出口。2010年美国、荷兰油品进口量分别为1844.1千桶/日、1671.5千桶/日，出口依次为2062.9千桶/日、2106.4千桶/日，进出口差为218.8千桶/日、434.9千桶/日。不言而喻，进口中多含价低的燃料油，而出口中却主要为价高的轻、中质油品，甚至更高价的化工产品。新加坡利用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大量原油和低价油品的进口和高价油品、石油化工产品的出口获得很大的收益，成为其经济支柱之一。我国近年来油品出口量持续大幅增加，使得油品净进口量从2004年的2642万吨降到2010年的1000万吨，亦减少了油品进出口间的差额。但应注意到，由于中东和美国依托其廉价石油特别是天然气发展炼油和油气化工有相当大的优势，使东亚各炼油国的炼油和化工业受到很大威胁。我国的炼油和油气化工须及早规划，进行结构和经营方式的调整，大力发展高端油气化工以作应对。

 

第四，通过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结构调整，为提高国内油气工业活力创造条件。本文的以上三段论述都属于提高国内油气工业活力的举措。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节能减排难以落实、能源/石油消费弹性系数偏高是迫使油气进口快速增长的主因，而这些又要归结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上存在的问题。或者说，在出口导向、投资拉动、粗放经济发展方式片面追求GDP高速增长的宏观条件下，某些规划所拟定的节能减排指标是很难实现的。为此，须以体制改革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改变，使之形成适应工业化中、后期经济结构；应适当降低过高的GDP年增长率和增加第三产业的份额。这就从根本上为降低油气进口的增速创造了条件。当然，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改变是一个渐变的过程，相应的能源结构的调整和进口增速的降低也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