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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输入性通胀已不是什么新的话题,尤其是近几年来,这个问题就一直困扰着许多新兴经济体,也困扰着众多的专家学者,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溯本清源全盘考虑,对症下药,方可将这只“大老虎”关起来。
成因
从源头上来看,输入性通胀是指外国资本进入和本国贸易顺差很大,导致本国需求过旺而造成的通胀,我国现在就是这种类型。我国的人民币与美元之间存在着较为固定的联系时,这种情形才会发生。发生的机制是:以美元定价的产品的价格发生大规模上涨,随之进口价格上涨。国际通胀对中国的影响越来越严重。其中两种商品影响最大:一是国际粮价的快速攀升,二是国际油价的大幅上涨。国际粮价在去年大幅上涨的基础上,前几个月又上涨15%,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已经基本站稳了100美元/桶。
国家统计局网站文章分析称,席卷全球的通胀成因复杂,其中美元持续贬值、部分农产品主产国减产、OPEC限产、国际投机资金炒作及世界生物燃料产业迅速发展增加粮食需求等因素共同作用,导致国际市场石油、粮食、食用植物油、铁矿石等大宗商品价格持续加速攀升是全球通胀主因。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已超过60%,因而国外市场价格能够比较快地通过传导引起国内价格的变动。输入性通胀已成为国内物价高涨的重要“推手”。
中国外汇投资研究院院长、中国银行全球金融市场部高级分析师谭雅玲认为,从内部自身来看,中国的主要问题在于经济结构,总体上农业和工业的发展还是不平衡。另外,贬值是美元的长期走势,导致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所以面临着外部巨大的输入性通胀压力。
商务部部长陈德铭在视察广交会时称,因为美元发行不受控制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正在给中国带来输入性通胀冲击,由此引发的不确定性给企业造成的困难更大。此外,热钱的流入也加大了中国输入性通胀的压力。
通过分析可以发现,中国粮价和油价形成机制对国际粮价和油价的传导反应并不灵敏,中国有能力、有条件把输入性通胀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中国粮食自给率在95%以上,国际粮食涨价几乎对中国没有影响,要说有影响的话,主要是心理预期。中国国内油价不是市场机制形成的,而是政府定价的。国内油价是否上调要考虑两个因素:一是当前油价是高是低。中国大陆油价已经是美国的两倍,是高是低一目了然。二是经营企业是否有利润可言。中石油、中石化利润已经攀升到千亿元以上,有无利润,也不言而喻。
应对
抑制通胀要靠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等措施。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原副院长刘福垣认为,不能人为抑制物价,而是要想办法改革流通体制,增加可支配收入。要看导致物价上涨的关键因素,如果是通胀造成的,就需要紧缩银根。判断是不是通胀造成的物价上涨,其标志是贷款大于存款,就业率超过95%,工资大幅度上涨,甚至劳动力短缺,投资增加。但现在的情况是劳动力过剩,产能过剩。刘福垣认为,此番物价上涨并非由通胀造成的。因此没必要把流动性一下子控制死。
谭雅玲认为,在目前流动性过剩的背景下,加息不是最好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加息本身会刺激热钱进入中国市场,因为美联储在“放水”。“而且,通货膨胀和加息之间是否有必然的联系还值得讨论,因为我们本身CPI的指标是非常传统的,是经济正常时期的指标考量,而现在政策、资金的空间已经是过量和过度了。”她说。
“从中长期看,抑制通胀要靠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等措施。合理的收入水平和完善的社保体系,才能增强居民抵抗通胀风险的能力。”谭雅玲认为,中国经济问题不能靠利率等工具来简单应对,应在制度层面和效率层面上进行调整,要有针对性的改革措施,要给市场一个更明确的信号。她建议,需要增加老百姓的收入和投资回报率,鼓励发展农业,解决粮食短缺带来的通胀问题。
谭雅玲强调,通胀并非仅是一个宏观调控的敏感指标,更是我国国情和效率不足的反映,政府应该从更前瞻的角度看待通胀指标背后的布局和战略。目前所采取的利率、存款准备金率等调整都是暂时的,必须进行根源上的结构调整和制度调整。
货币保增长,财政保稳定。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认为,所谓货币保增长,是因为无论是输入性通胀,还是由实体来推动的结构性通胀,都是从成本端向市场传导的。其在发生之前,首先表现为成本上升,从而冲击企业利润。企业为了保持合理的利润,就要向市场释放成本上升压力。这样就导致通胀。“那么,我们在安排货币供应量的时候,因为货币供应是等于经济增长率乘以物价上涨率。一般来说,要抑制物价上涨,就要使经济增长率乘以物价上涨率的货币供给量增长率,小于经济增长率与物价上涨率之乘积。也就是说,经济增长率和物价上涨率对货币所形成的需求,如果不能满足,当然一方面会压低物价水平,同时另一方面也会压低经济增长水平。”他说,物价的上涨是被动发生的,是输入性通胀和结构性通胀所造成的,而非以央行货币发行量为诱因。因此,货币政策应适应这种情况。
所谓财政保稳定,是依靠财政转移支付,对那些低收入者,那些最忍受不了通胀的人群,进行补贴。
综合各专家观点,要避免国际输入性价格上涨的压力与国内多年高增长积累的各类价格上涨相互叠加,造成通货膨胀的持续压力,重点应放在结构调整,提高劳动生产率上,实施资源的合理配置以刺激我国实体经济的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加大节能减排、环保的力度,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继续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着力在增加有效供给和抑制不合理需求上下工夫,提高抵抗输入性通胀的能力。
敢于利用“热钱”
有关专家认为,从有利的角度说,“热钱”大规模流入,一来可以很自然地营造人民币宽松的环境;
二来可以为中国企业提供一个大规模直接融资的环境,使民间投资更好地跟上政府投资的脚步,迎合积极财政政策。
从有害的角度看,“热钱”大量流入势必再次吹起中国的资产“泡沫”。纵观人类经济的发展历程,尤其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从重商主义时代的远洋贸易到网络时代的信息产业腾飞,每一次历史性的经济转折和特定产业的高速成长都离不开巨额资本的推动,更伴随热点产业的资产泡沫。可以肯定,没有“铁路股泡沫”,就没有当年铁路网迅速扩张;没有“互联网泡沫”,也不可能在短短数年之间形成今天这样一个庞大的互联网产业。
目前,中国可以利用热钱――通过产业政策,把资本引向中国经济需要的方向;通过“适度”的资产泡沫,让我们希望强化的经济领域获得足够的资本支持。如节能环保、新能源,以及传统产业的整合改造、拥有优势产能行业的国际供应链打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