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曼兄弟倒闭造成大萧条以来最大规模全球金融危机已经过去五年，庞大的银行部门让爱尔兰、冰岛和塞浦路斯经济遭受了重创，意大利、西班牙和其他国家的银行贷款也不充分。简言之，国际金融系统仍然危险重重、运转不良。

更糟糕的是，在多年的争论后，关于金融系统问题的性质依然莫衷一是，而这反映了银行的政治实力。比如英国商务部长文斯·凯博（Vince Cable）最近指责英格兰银行的监管者——他称之为“资本塔利班”，让银行背负了太多的负担，拖累了英国的经济复苏。凯博似乎相信了银行游说集团的说辞——如果银行被迫“持有更多资本”，贷款和增长都会受到影响。

高级决策者说出这样的话并非英国独有，但他们既不正确，还有误导之嫌。银行资本并不是必须“放在一边”的现金储备，而是可以用来贷款的可借出资金。简言之，贷款和经济增长之所以在2007以来萎靡不振，是因为债务沉重的金融机构无法弥补损失，而不是因为监管者寻求减少债务负担。危机爆发时，监管既不充分，实施的也不得力，而此后推进的改革也没有收到什么成效。比如，巴塞尔III改革计划将允许银行资产中最多有97%来自借来的资金。

这一方针的缺陷如今已经暴露无遗。当房主无法偿还按揭贷款时，他们会丢掉自己的房子，整个社区都会随之凋零。金融机构也是如此，雷曼兄弟的破产就是明证。此外，大量借钱的影响在借款人违约前就能感觉到。受困或“资不抵债”的房主不会在维持或改善方面做投资。类似的，债务如山积的疲软银行也不会为有价值的投资提供融资，因此拖累了经济。

有缺陷的监管还存在区别对待，偏袒贷款给政府或投资于可交易证券的银行而歧视贷款给企业的银行，这进一步扭曲了疲软银行的行为。监管者常常容忍、有时甚至支持疲软银行，否认它们危机重重的现实，这些都只能带来适得其反的效果。

相反，监管者必须采取强制性步骤清理僵尸银行，强迫无生存之忧的银行更多地依赖风险可被交易和定价的股市，从而变得更坚挺。禁止向股东发钱并要求银行通过发行新股筹集资金能够提振银行，同时又不会掣肘贷款能力。无法发行股票的银行太弱，没有补贴就活不下去。这样的银行属于功能失调，必须清除。

如果我们想要更安全、更健康的银行，唯一的办法是要求银行降低对借贷的依赖。作为贷款人，银行会因为借款人的违约而损失。但是，银行本身正是最大的借款人，通常通过负债筹集其投资额90%——有时甚至超过95%的资金。相反，非金融企业的资产负债比例很少超过70%，通常比这个数字低得多，尽管没有任何监管规则规定它们的杠杆率。

塞浦路斯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从2010年开始，塞浦路斯银行将部分存款投资于希腊政府债券，利率在10%以上——有的甚至高达15%或20%。只要希腊能按高利率付息，塞浦路斯银行就能给储户提供有吸引力的利率，比如4.5%，并且日益壮大。

2011年7月，塞浦路斯银行通过了压力测试。但是，2012年初，它们的希腊债券价值下跌75%。由于银行所做的投资几乎全是借来的钱，它们也变得资不抵债。在欧洲央行的帮助下，它们苟延残喘了一年，但最终还得被迫接受损失。

各地的监管规则似乎都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基础上——银行应该有“刚好足够”的股本。股本对于无生存之忧的银行来说并不稀缺，而复杂的风险权重和压力测试是危害甚大的幻觉。相反，监管规则应该强迫银行投资者大量承担其自身的风险，从而更关注于银行的管理，以限制过度借贷带来的附带伤害。

有人指出，银行具有内在特殊性，因为它们起着配置社会储蓄和创造流动性的作用。事实上，银行主要是因为能够慷他人之慨豪赌成功而变得特殊，充当金融中介并不能成为银行像今天这样扭曲经济、危害公众的借口。

不幸的是，尽管金融危机带来了巨大的伤害，但银行的政治学并没有发生多少改变。太多政客和监管者将自身利益和“他们”的银行利益置于保护纳税人和公民的责任之前。因此，我们必须要求更好的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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