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月6日举行的“第四届中国工业发展论坛-‘十三五’中国工业与京津冀协同发展”上，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表示，经过“十二五”时期的发展，中国已经从工业化中期逐步步入到工业化后期。
中国社科院工经所所长黄群慧表示，尽管当前中国经济阶段转换造成了经济增速趋缓，但经济结构高级化的特征日益明显，这表明，中国工业正在步入增速趋缓、结构趋优的“新常态”中。“十三五”时期，有望成为中国基本实现工业化最后冲刺期，“十三五”末期将基本实现工业化。
中国社科院工经所1月6日发布的《中国工业发展报告2015-“十三五”时期中国工业发展展望》(以下简称《工业报告》)指出，新一轮产业变革中涌现的新型生产系统将有效克服第二次工业革命刚性生产方式的问题，为我国工业产能过剩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路，即加快新型生产方式的导入，从生产层面有效化解产能过剩问题。
产业政策需进行五方面调整
黄群慧解释，“十三五”时期，既有的产业政策必须在新的国际竞争规则建立和国内深化改革的背景下及时进行调整，提出了涵盖五个领域的一揽子产业政策调整建议方案。
其中，在科技政策上，从重点突破到全面创新。《工业报告》建议推出我国的《现代工厂建设计划》，加快培育中国的“母工厂”;切实提高科技资金的使用效率和透明度;加快共性技术机构和科技基础设施建设。
在组织政策上，从促进集中到培育生态。黄群慧建议，亟待加强国内企业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技术合作;推出更加适应高技术创业和高技术小微企业要求的全生命周期技术扶持项目，政策资源配置的重点逐渐由大企业向高技术小微企业转变;加强对落后产能的退出援助。
在区域政策上，从激励投资到优化环境。既有的与成熟产业快速扩张相适应的地方政府激励结构，必须根据先进制造业的技术经济特点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进行两方面调整。
具体来说：第一，将目前以增值税、营业税等间接税为主的税收体系逐步转变为以所得税、房产税、遗产税、社会保险税等直接税为主体的税收体系，弱化地方政府的唯GDP最大化冲动;第二，改变目前先进制造业政策遍地开花的思路，通过鼓励少数有条件的地区通过开辟和建设先进制造业发展特区的形式实现地区间的有控制的竞争。
在开放政策上，从驱动增长到整合资源上。《工业报告》提出，开放政策的重点要逐渐从促进“引进来”到鼓励“走出去”转变，从首先瞄准发达经济市场再向新兴经济市场拓展可能更有利于产业的技术能力和长期竞争优势的培育和积累。
此外，在人才政策上，从吸引精英到形成梯队。“我们要逐步由过去单纯重视精英型研发人才的培育和引进，转向同时关注工程师、高技能工人和一般产业工人通用技能提升的政策导向，重点是构建由企业、技术学校、研究型大学和改革服务机构共同组成的终身学习体系。”黄群慧解释。
以改革化解产能过剩
工信部原总工程师朱宏任指出，“十三五”我们要更加重视夯实工业迈向中高端的增长基础，更加重视化解产能过剩，更加重视推进创新引领，更加重视深化改革，用改革的办法来解决结构性的问题。
朱宏任解释，“有一次我到知名的民营钢铁企业进行调研的时候，在我们一起谈到产能过剩危害的时候，大家都是有共识的。但是，这个老板最后跟我讲了一句，他说只要还有国有企业存在，我死就一定死在国有企业之后。”
朱宏任分析，“实际上，这句话也从另外一个方面告诉我们，在我们推动结构调整，推动动力重塑，包括我们积极推进产能过剩的过程中，我们不能忽视体制机制的改革。”
黄群慧提出，产能过剩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必然产物，对于产能过剩，现在的政策建议更多限于给定的技术范式之下，对新一轮的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性鲜有关注。
黄群慧分析，事实上，方兴未艾的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为我国从根本上打破“产能扩张-产能过剩-化解产能过剩-产能再扩张”的循环带来了战略机遇。
资料显示，目前，美国、德国、日本等工业强国已经在国家层面上积极应对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美国已经在“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框架下加速新型制造技术等突破和示范性应用，德国“工业4.0计划”旨在构建智能工厂，日本回归产业政策鼓励企业采用新型制造装备。
黄群慧建议，在新背景下化解产能过剩的战略思路，必须主动把握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加快战略布局：一方面形成化解产能过剩的长效机制，真正做到尊重规律、标本兼治;另一方面加快我国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促进实体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发改委产业协调司原巡视员贺燕丽建议，在化解产能过剩的过程中，国家需要拿出一部分钱，来解决化解过剩产能带来的企业破产、兼并和重组，避免出现比较大的社会动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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