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9日在日本福冈闭幕。为了帮助全球经济走出重重迷雾，与会G20财金高官们无时无刻不在紧盯着可能成为“绊脚石”的风险隐患。
那么，这群举手投足间便能影响全球经济政策走向的大佬们，到底在操心着什么?
研判全球经济：挑战重重
在不确定性有增无减的背景下，全球经济前景难言乐观。
世界银行近日发布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将今明两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进一步下调至2.6%和2.7%。同时，该报告将全球贸易增速从年初预期的3.6%下调整整1个百分点至2.6%，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最低水平。
在此之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等权威国际机构相继下调2019年全球或部分地区增长预期。世贸组织也将今年全球贸易增长预期由此前的3.7%大幅下调至2.6%。
对于当前形势，参会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提醒说，全球经济呈现稳定势头，但下行风险仍然突出，特别是贸易摩擦与地缘政治风险已经升级。中国财政部部长刘昆出席会议时便直言，当前世界经济不确定因素增多，保护主义仍是全球面临的重要挑战。
对此，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明分析称，如果未来全球贸易自由化遭遇普遍挫折，总体而言很多国家都将面临原材料与中间品价格上涨压力，这也会给全球经济带来新的滞胀风险。“今年全球增长态势可能是2017年至2019年这三年间最差的。”
面对复杂形势，会议表示将持续关注并随时准备好采取进一步行动，将继续运用财政、货币和结构改革政策推动经济实现强劲、可持续、平衡和包容增长。中国央行行长易纲出席会议时亦呼吁，G20各方应共同显示出合作解决贸易摩擦的意愿，向国际社会发出积极信号。
警示全球失衡：拒绝发达国家 “甩锅”
失衡，是长期困扰全球经济的失衡问题。值得一提的是，此次会议指出，全球失衡在国际金融危机后已经收窄，失衡更多集中在发达经济体。
事实上，这一观点并不新鲜。IMF去年发布的《对外部门报告》就已经对全球失衡提出警示。报告称，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经常账户顺差和逆差有所收窄，并在过去5年中保持相对稳定。但与此同时，这些全球收支中约有40%至50%属于过度收支，且越来越多地集中在发达经济体。
例如，在欧洲北部(德国、荷兰、瑞典等)以及亚洲部分地区(中国、韩国、新加坡等)，经常账户顺差持续高于适宜的水平。低于适宜水平的收支则依然主要集中在美国和英国。
IMF认为，尽管失衡不会带来迫在眉睫的风险，但若放任不管，或对未来全球稳定形成威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该现象正成为加剧各国间贸易紧张局势的“导火索”。例如美国一些政客便习惯性“甩锅”，将贸易失衡归咎于主要顺差国，并采取激进保护主义政策，已成为当前全球贸易冲突频发的重要原因。
对此，IMF经济顾问兼研究部主任莫里斯·奥伯斯费尔德(Maurice Obstfeld)强调，保护主义政策升级主要会损害国内和全球经济增长，但并不会对经常账户失衡产生多大影响。在他看来，贸易顺差国和逆差国必须共同努力，以有益全球增长与稳定的方式减少全球过度失衡。
应对全球失衡，各方通力合作才是正解。此次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提出，各国应根据国情采取适当的宏观经济和结构性政策解决过度失衡。
专家建议，外部经常账户收支低于适宜水平的国家应降低财政赤字并鼓励家庭储蓄，同时逐步实现货币政策正常化;经常账户收支高于适宜水平的国家则可通过财政空间减少过高顺差。同时，所有国家都应努力重新推动贸易自由化进程，实现多边贸易体系现代化。
聚焦“老龄危机”：多领域出招
全球65岁以上的人口已首次超过5岁以下人口!
德意志银行今年初发布的一份研报，给出了上述令人有些吃惊的结论。在此背景下，全球经济能否保持足够增速来抵消人口趋势负面影响，成为政策制定者们不得不考虑的问题。这一话题在此次G20财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亦被提及。
“人口老龄化不利于经济增长。”中信证券(20.080, 0.01, 0.05%)首席经济学家诸建芳分析说，人口老龄化影响劳动力供给，导致老年人口上升，劳动力数量下降。而劳动力是经济社会中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其次，人口老龄化通过改变资源分配结构对经济增速产生影响。老年人口增加意味着社会中用于消费的比例增加，随着资本积累下降， 经济增长能力实际被削弱。
与此同时，金融体系不稳定性风险也将增加。全国老龄办发布的一份资料显示，在老龄化高峰时期，养老保险基金支出和商业养老保险给付额的急剧增加，可能对整个金融市场造成较大的冲击。另外，公共财政收入和支出结构也将面临重大变化，需要防范财政赤字风险和债务风险。
以日本为例，随着老龄化发展，其社会保障支出压力逐步加大。1965年，日本该项支出仅占国民收入的3.05%，而截至2016年，这一比重已高达29.57%。
在当前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与老龄化进程加速交织并行的背景下，G20财金高官建议各国根据国情采取财政、货币、结构性政策等多领域行动应对老龄化。
就中国而言，分析人士认为，推进减税降费与扩大涉老支出两难选择当前，官方应该强化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为财政政策节省空间，从而增强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
社科院副院长蔡昉则指出，面对终将消失的人口红利和正在经历的经济增长减速，中国正确的应对政策并非借助刺激需求手段，而是要通过挖掘制度潜力，进一步提高潜在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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