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纽约时报》网站1月23日发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的文章《太负责任了》称，美国与欧洲有许多共同之处。两者都有着多元文化，都实行民主制度;两者都极为富裕;两者的货币都具有全球影响力。遗憾的是，两者都在2000年到2007年之间遭遇了严重的住房和信贷泡沫，在泡沫迸裂之后经历了痛苦的衰退。
文章称，然而，在那之后，大西洋(600558,股吧)两岸的政策就出现了差异。一个大型经济体，官员们坚守财政和货币道德，竭力平衡预算，同时防范通货膨胀。另一个大型经济体则不然。
这两大经济体如今之所以走上了迥然不同的道路，态度不同是主要原因。挥霍无度、实行货币宽松政策的美国正在稳步复苏——奥巴马总统底气十足的国情咨文就体现了这一点。与此同时，讲道德的欧洲则更深地陷入了通货紧缩的泥潭;所有人都希望周四宣布的新货币措施能打破恶性循环，但我认识的所有人都认为仅凭这些措施是不够的。
文章称，就美国经济而言，美国尚未迎来黎明，更不要说我们在克林顿执政时期达到的繁荣状态了。复苏原本可以也应该来得更快，家庭收入仍然远低于危机前的水平。尽管从公开讨论中看不出来，但经济学家已经达成了广泛共识，认为奥巴马2009-2010年的刺激计划遏制了金融危机的破坏，但规模太小，结束得太早。不过，如果把美国经济两年来的表现与共和党的灾难预言相比，你就能明白奥巴马为何如此自豪了。
另一方面，欧洲(更准确地说，是使用同一种货币的18个欧元区国家)一错再错。在财政方面，尽管失业率居高不下，但欧洲始终没有实施大规模刺激计划，很快就转向了紧缩——削减开支和增税。在货币方面，官员们与凭空想象出来的通货膨胀威胁作斗争，过了很久才承认真正的威胁是通货紧缩。
文章称，从一定程度上看，转向紧缩体现了制度上的弱点：在美国，社会保障、医疗和食品券等联邦项目帮助支撑了佛罗里达等房地产危机尤为严重的州，陷入类似困境的欧洲国家(如西班牙)则孤立无援。不过，欧洲的紧缩也体现了人们对形势的固执误判。在欧洲如同在美国一样，导致危机的过分行为大多涉及个人而非公共债务，希腊完全是个例外。但是，柏林和布鲁塞尔的官员们忽视了这一证据，支持把一切归咎于预算赤字的说法。同时，尽管有迹象表明，在经济衰退的情况下大幅削减赤字会加剧衰退，但他们拒绝予以采信。
与此同时，欧洲各国央行负责人在2011年认为应该担心通货膨胀并且提高利率。即便在当时，这也显然是愚蠢的——不错，整体通货膨胀率出现上升，但基础通货膨胀率的指标不是太高，而是太低了。
文章称，德拉吉2011年年底出任欧洲央行行长之后，货币政策大有改善。具体地说，德拉吉为面临投机攻击的国家注入流动性的英勇行为十有八九拯救了欧元，使之免于崩溃。不过，并不清楚他是否能设法击溃多年来的错误政策引发的通货紧缩力量。此外，由于德国仍然坚决反对所有可以改善债务国状况的措施，所以他的工作受到了束缚。
可怕的是，欧洲是打着负责任的旗号摧毁经济的。不错，有些时候，铁腕意味着削减赤字和抵制住印钞的诱惑。然而，在经济衰退的情况下，平衡预算的癖好和对硬通货的痴迷是极为不负责任的。它们不仅会在短期内损害经济，而且会造成长期破坏，削弱经济潜力，使之陷入难以逃脱的通货紧缩困境。
文章称，这也并非无心之失。说到欧洲紧缩政策的推行者，通货紧缩的始作俑者，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们的任性。在全世界都需要增加开支的时候，他们却在情感和政治上感到安逸自在，要求(其他人)做出牺牲。
在今后的数年乃至数十年里，欧洲将为自己的任性付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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