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2月，企业家曹德旺因携10亿美元赴美投资而引发各界对中国企业税负问题的大讨论。其后仅过半年，福耀玻璃再一次引起人们的关注。
近日，美国《纽约时报》发表一篇题为“俄亥俄州一家中国工厂的文化冲突”的文章，直指福耀在美设厂遭遇用工、生产安全和文化冲突等问题。文章说，一些工人质疑福耀是否真的想按照美国监管标准在当地生产经营。
对此，曹德旺本人上周在接受新华社专访时正面回应，称报道不实。针对《纽约时报》称福耀正面临激烈的工会运动，国内媒体又将这一内容转述为工人游行，曹德旺表示“福耀 2000多工人里只有几十个参加了工会会议，而且这是工人在厂区外参加活动，福耀无权干涉。”
看到这一事件，可能很多人会联想起上汽集团以40亿巨资在韩国并购双龙汽车的案例。上汽集团曾在2004年投入5亿美元购买了双龙汽车近半股份，当时被称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典范。
但在此之后，双龙的韩国工厂多次发生工会带领下的工人罢工，严重影响了企业的经营。在连年亏损后，2011年上汽将濒临破产的双龙转手给印度马恒达公司。
那么福耀玻璃是否又碰上了类似双龙这样的“包袱”?是否又会成为另一个跨国并购带来的深刻教训呢?
尽管走出去的过程遇到挫折，但这是中国企业走向发达国家市场必经的学习步骤，对此大可不必过分悲观，不必放大福耀事件的影响，更不必为了一些细节上的冲突而夸大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风险。
只要回头看一看，就会发现多数优秀中国企业赴海外投资的过程中，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包括海尔、联想等国际知名品牌，当一开始在海外投资设厂之初，同样也曾遭遇这样或那样的难题，它们在美国的发展过程中都遇到过磨合期和低谷期，然而只要认真对待、虚心学习，那么在克服一些表面的障碍以后，多数企业都取得了投资的成功。
严格来说，中国企业长期以来更习惯于跟海外的合作伙伴做贸易，因为贸易总体上是由一笔又一笔的买卖所构成，只要交易对手足够诚信，只要每一笔生意都能够获利，贸易并不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情。
然而对大多数中国企业来说，赴海外投资则是远比贸易复杂得多的工作——海外投资绝不仅仅是做生意那么简单，而更像是一场婚姻，需要像经营家庭、经营感情一样去经营投资的事业。
企业在海外设厂，就像是把新媳妇嫁到外地，她要熟悉“婆家”，要熟悉当地的语言、当地的文化和当地的法律法规，这里面涉及要对投资国的整体市场环境、法治环境、税收规则、雇佣关系、社会保险和工会制度等有全面的把握，这里所牵涉的软硬环境，只要有一个环节出现疏漏，都有可能影响到投资的成败。
事实上，福耀从1995年进入美国市场，很长时间内在美国的发展就是以贸易为主。但随着中国制造业整体水平不断提升，国内政策又鼓励企业“走出去”，再加上美国政府支持制造业回流，由此福耀审时度势选择在美投资建厂。
任何工厂在快速扩张过程中，都会遇到一些挑战。福耀并不是唯一一家面临工会问题的企业。大约在40年前，日本的本田公司在俄亥俄投资也面临相同的问题。40年过去了，本田在俄亥俄雇佣了1.3万人，与各利益相关方都保持了紧密的关系。
跨国投资本土化本身就是一个世界级难题，特别是汽车制造业及其产业链上下游的相关行业，这些企业会大量雇佣当地人，而且往往都有自己传统的管理模式。对于每家跨国企业都会遇到的本土问题，解决之道就是要有准备、有耐心、并且善于借势。
比如在当今世界上，很少有哪一国的法律像美国那样细密，全球主要工业化国家，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那样诉讼频繁，这几乎已经成为美国文化的一部分。因此任何外国投资人赴美投资，如果不充分考虑美国的上述国情特点，都可能要付出学费，走弯路。
对此，中企在赴美投资前，要集中精力去主动识别和理解中美经营制度环境的差异，不要事后被动应对，而是应当把法律和合规成本算足，把人的因素考虑到位，把“软因素”当“刚需”来解决。
比如有市场人士认为，“严格遵守美国劳工法律”和“保障企业高效运转”存在矛盾，他们举例说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工会的强势导致劳动成本过高也是拖垮美国汽车产业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换个角度看，遵守美国法律未必全都是代价和负担。在很多时候美国法律也可能成为资源，是价值所在和潜力所在，前提是需要中国企业真正做到入乡随俗，学会运用法律武器。
最近一段时期，在中美两国领导人海湖庄园会晤重要共识引领下，两国关系取得重要进展，并就经济合作百日计划“早期收获”事项达成一致。而对“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来说，这无疑是一个需要加以充分利用的黄金发展期。
福耀玻璃海外投资的案例，可以看作中国在欧美发达市场取经、学习的一个标本。当前乘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东风，只有高水平的“引进来”和大规模的“走出去”同时并行，才能真正有助于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转型升级，也有助于实现包容共享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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