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0多年前台积电与中芯国际的争斗到今天,人才始终是制约大陆半导体产业发展的关键。
更让人远忧的是,在互联网、炒房、各种商业模式创新层出不穷的快速创富模式的功效之下,愿意投入到基础研究和制造工作的年轻人已是越来越少,半导体产业人才的短缺,甚至已在半导体之外加速向其他基础领域蔓延。
两个“教父”撑起中国半导体产业
占据芯片代工全球60%份额的台积电,是半导体行业不折不扣的巨无霸。其创始人张忠谋,是台湾最具影响力的企业家,也是对岛内经济影响最大的企业家。甚至有媒体将其称为台湾经济的“救世主”。
上世纪90年代至今,IT产业都是台湾经济的支柱,半导体代工则是台湾IT的支柱。相当长时间内,台湾知名IT企业的发展都得益于这一基础性优势。
台湾半导体代工的兴起,得益于一个产业模式的大创新。
在此之前,全球知名半导体企业均是从设计到制造大包大揽。芯片设计的投入动辄十亿美金起步,芯片制造则只多不少。这让半导体成了技术与资金双密集型的昂贵产业,整个市场也都被几家巨头牢牢掌控,后来者很少有机会切入。
台湾对半导体产业的大创新则是将设计与制造一分为二,由此催生出两个新的产业:芯片设计、芯片制造。简单说,就是让有设计能力的公司专注于设计,让有制造能力的公司专注于制造,并且因为专注而将设计与制造做到更好。
这种细分大大降低了进入半导体产业找饭吃的成本,原先由少数寡头把持的市场也因此变局,靠此创新创立了台积电的张忠谋则是变局的肇始者。
张忠谋的这个细分,让没有实力兼顾制造的芯片设计公司,可以将台积电作为自己的制造工厂,进而去与传统半导体巨头竞争,并将芯片的应用拓展到传统半导体巨头无暇顾及的地方。当这些设计公司不断在竞争中获胜,在新领域成功,它也就给台积电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订单,而且加速了半导体产业的整体繁荣。
这是台积电给全球半导体产业发展带来的最大变数,做出的最大贡献。在其引领下,在传统模式里根本无法与英特尔竞争的AMD,至今保持相当的活跃度,而高通、苹果等也都受益于台积电的代工模式,才得以聚焦于设计和品牌。
著名管理学教授迈克尔·波特因此称张忠谋不是创办了一家企业,而是创造并成就了两大产业:专业的半导体制造代工产业、专业的半导体设计产业。
创立台积电前,张忠谋曾任职德州仪器,并为该公司立下赫赫战功。1972年,张忠谋成为德州仪器的第三号人物,担任主管全球半导体业务的资深副总裁。当时,美国大型公司中的华人高管,堪称凤毛麟角。
张忠谋是最早一批预见到“半导体产业的发展方向是设计和制造分开、品牌又同设计和制造分开”的人。但就这一商业模式咨询英特尔的安迪·格鲁夫和AMD的杰里·桑德斯时,他却遭到这两位行业巨头的嘲笑。安迪·格鲁夫尤其坚决,称英特尔决不会让别人为自己生产集成电路。
1987年,已经年届56岁的张忠谋在台湾成立了世界第一家专业代工厂,并且最终证明了自己的眼光。台积电创立的10年间,年营收增长至13亿美元,增长率超过英特尔和康柏,英特尔和AMD都成了其客户。
成立30年来,掌握晶圆代工核心技术的台积电,已经成为最会赚钱的华人科技企业。2017财年,台积电实现营收330亿美元(约合2087亿人民币),净利润接近800亿人民币,其市值高达2200亿美元,力压英特尔,成为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公司。
至今仍是大陆最大晶圆代工厂商的中芯国际,则由张汝京带队在2000年成立。
与张忠谋一样,张汝京也是美国德州仪器出身。1977年,他进入德仪担任工程师。那时候张忠谋已是德仪资深副总裁,手下有4000人之多,张汝京作为张忠谋“下级的下级的下级”,两人在公司的地位有天壤之别。
在业界,张汝京素有“办厂能手”的美誉。早在德州电器工作时,他便从事了12年的工厂运营工作,成功领导过德州仪器在美国、日本、新加坡、意大利和中国台湾10座半导体工厂的建设、技术转移、发展和业务运营。
这一天赋或许与家族渊源有关,张汝京的父亲张锡纶,曾是国民政府时期中国炼钢领域颇有名气的人物,担任过高雄兵工厂第7所所长。从小就在工厂里玩耍、嬉戏的张汝京,对工厂有种莫名的狂热。
49岁那年,张汝京从德州仪器早早退休,于1997年10月在台湾创办了世大积体电路公司(世大),成为当时台湾岛内的第三大晶圆代工厂商(前两大是台积电和台联电),并在三年内就实现了赢利。可在2000年1月,公司大股东却背着张汝京,把世大作价50亿美元卖给了竞争对手台积电。
张忠谋凭此一举拉开了与联电的差距,而张汝京则满含愤怒离开,决意到祖国大陆闯荡一番。
2000年,时值全球芯片产业陷入低潮期,张汝京决定在大陆重新创办一家芯片工厂。
张汝京不愧为“办厂超人”,2000年4月,离职3个月后,他就以火箭般的速度成立了中芯国际,在上海浦东张江园区内的一片农田中建设了中国第一座八寸芯片厂。和他一起来到的,除了不少世大旧部,还有当时世界最先进的集成电路制造设备和主流工艺技术。
其后,出于庞大的市场空间和各种政策扶持,张汝京先后在北京、武汉、深圳等地,与地方政府合作建立起新工厂,完成了在大陆的“菱形布局”。
成立不到10年时间,中芯国际高速发展,成长为当时中国规模最大、全球第三的芯片代工厂,在上海、北京、天津等地拥有4座8寸厂、3座12寸厂,并受托运营成都和武汉的12寸厂,2008年开工建设深圳8寸厂。2004年,中芯国际还在香港和纽约证券交易所两地上市,张汝京也获得新名号:
“中国半导体之父”。
但到今天,伴随中国经济一路崛起而发展中芯国际,与台积电的差距却不是更小,而是更大了,甚至已彻底沦落为从台积电牙缝中觅食的人。
一将好求,难得千军
在大陆市场开辟新天地,张汝京深知人才的重要。当时大陆半导体技术基础薄弱,人才匮乏,他就高薪从台积电和老东家世大挖人,充实中芯的研发队伍。
当时中芯国际1000人的团队里,有三、四百人是来自台湾的技术人员,不少还是台积电的旧部,张汝京甚至曾尝试把台积电的一支科研团队整体挖过来。
这无疑犯了台积电的大忌。在半导体行业,有点规模的公司都免不了知识产权纠纷,抓住这一点,张忠谋决定给中芯一次刻骨铭心的教训。
2002年1月,台积电以该公司离职员工涉嫌通过电子邮件将公司重要资料外泄(包括12寸晶圆厂配置和设计图、晶圆的工艺和配方)为由,向法院提出诉讼。2003年,台积电在美国控告中芯国际窃取商业机密,并指中芯国际在加州销售的晶片涉嫌侵害台积电专利。
虽然双方于2005年2月达成和解,中芯国际同意支付1.75亿美元的和解金额,交出台积电的商业机密文件,并停止使用涉案的技术与制程。但2006年8月,台积电再次提出起诉,指控中芯国际违反了2005年的协议,在2005年以后继续利用台积电的商业机密制造0.13微米或以下制程产品。
消息称,中芯当时拥有台积电多达一万五千份文件、长达五十万页的资料。
2009年11月3日,台积电与中芯国际长达7年的诉讼之争有了结果:美国加州联邦地方法院裁定中芯国际违反协定,不当使用商业机密,台积电胜诉,中芯国际面临10亿美元的巨额赔偿。
11月10日,张汝京以“个人原因”无奈辞任中芯国际CEO,再一次被迫离开了自己亲手创办的企业。而从他出走至今,许多中芯人陆续离职,光是副总以上的职位,前后就有20多位离开。中芯国际也因此越走越差。
离开中芯后,张汝京曾表示要去做新能源,但最终留在了半导体行业,他成立了上海新升半导体,做上游的硅片加工。但就在新升公司的产能即将突破12万片/月之际,张汝京又离职了——他要圆自己的芯片梦。
2017年底,张汝京携团队在青岛成立了“芯恩积体电路制造有限公司”(Sien IC Manufacturing corporation,SIMC),打造中国首座共有共享式的CIDM公司。
所谓的共享模式是,IC设计公司、终端应用企业及晶圆制造厂共同参与项目投资,一次将将多方资源整合,使IC设计公司拥有晶圆制造厂的专属产能及技术支持,同时也让晶圆制造厂也能得到订单保障。
张汝京称,在许多方面,CIDM可能比一个先进的代工厂要容易运作。一方面,是上下游结盟,产品互补,分担投资资金压力;另一方面,前期顾客固定了,产能利用率有保障,芯片需求也有了保障,是一个互惠互利的模式。
目前,芯恩在青岛、广州两地设立八寸、十二寸晶圆,项目总投资150亿元人民币,一期投资78亿元,计划2019年投产,2022年满负荷运行。建成后可实现8 寸晶圆和12寸晶圆的量产。
然而,10多年后,人才缺失依然是张汝京的痛。虽然,芯恩成立后,先后有10位前中芯副总级高层加入其中,算是解决了管理团队的问题,但光有强将并不能战,大陆基础人才的严重匮乏依然让芯恩举步维艰。
张汝京认为,对于集成电路项目,目前国内的资金、市场、政府的决心和支持都不是问题,最缺的就是人才和管理团队。其情景,几乎与当年创办中芯国际时如出一辙。
为了破局,张汝京提出一个自我培养人才的大计划。具体包括:
一是延揽许多在日本、韩国、欧洲的年轻人加入,再针对所需的技能做长期栽培。
二是与青岛大学联合创办微纳技术学院,栽培大学本科学生,进行有规划、有策略的产学合作方案,培养更多的半导体产业人才,并希望带动行业内优秀企业加入,开展产学研合作,一同解决产业“缺芯”下的人才荒问题。
但这任重而道远,于眼前,更是远水解不了近渴。
该是补齐短版的时候了
人才短缺,不只是张汝京始终的痛,也始终是中国半导体产业的整体之痛。
2016年年底,台积电前共同CEO蒋尚义来到中芯国际担任独立非执行董事,主抓公司治理。曾是台积电、三星研发骨干的梁孟松,又在2017年10月出任中芯国际联合首席执行官,立志重振中芯国际。
梁孟松是半导体行业的传奇人物,先后影响了台积电和三星两家企业的发展,甚至一度影响了两家半导体巨头的消长。
他曾担任台积电研发部门领导人,在最先进的工艺上参与了181件专利的研发。2011年被三星以高薪挖走后,他又在三星14nm制程的研发上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他加入中芯国际,也被业界称为“对中国半导体行业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但与张汝京一样,梁孟松也要面临无人可用这个大难题。
当年,梁孟松从台积电出走时,带了一个团队到三星,到中芯国际后,梁孟松积极网罗这六名大将,希望借助这批经验丰富的老班底,将中芯的整体技术水平带到新高度。但据了解,只有一人有意前来。
甚至,包括大陆的外资企业也都要想办法走出抢人。正全面扩大3D NAND Flash产能的英特尔大连厂,就曾在3月以台积电规格起跳的薪酬水平赴台招募人才。
但人并不好抢。消息显示,台积电也将在2018年大举征才3000名,至年底让员工人数突破5万人。台湾就那么大,具体到半导体产业而言,人才规模也是相当有限,要在这样的格局下虎口夺人,难度可想而知。
有预测显示,2020年,我国集成电路行业大概需要七八十万从业人员,而目前大陆半导体从业人员总数还不足30万人,缺口可谓巨大。
更大的麻烦是,至今也不大看得见补齐这个短板的迹象。
更让人远忧的是,在互联网、炒房、以及各种商业模式创新层出不穷的快速创富模式大行其道的趋势下,愿意投入基础研究和制造工作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半导体产业人才的短缺,正加速向其他基础领域蔓延。
千军难得,正成越来越多行业与中国老板心中的痛。
对于14亿人口的中国而言,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实体经济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没有基础产业人才的支撑,其发展前景如何也是不言而喻。
该是补齐这个短版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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