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技术变革引发的潮起潮落中,不被时代“抛弃”,成为很多大型科技企业必须要面对的课题。
目前主流的做法,一是加大研发,构筑自己的技术壁垒;另一方面外部进行多元化布局,合纵连横,构建自己的生态优势。
在国内,BAT、TMD等互联网企业,它们都在试图用投资并购来构建自己的生态版图,强化自己的“护城河”。在IT桔子查询后发现,腾讯投资了953家企业,阿里有588家,京东有320家,百度有296家,即便是较少的美团也有79家。
相比之下,成立于1987年的华为,在投资方面一直非常谨慎和保守,到目前只有60起左右的对外投资。在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华为曾面临很多唾手可得的机会,比如房地产投资热潮和二级市场大牛市,但它似乎不为所动,始终坚守自己的领域。如今,华为已经成长为年收入近9000亿元的大公司,业务主要包括消费者业务、运营商业务、企业业务三块。
不过,随着美国制裁不断加重,半导体“卡脖子”的情况愈发严重,华为在投资方面似乎有了一些变化。2019年,华为的全资子公司哈勃投资,不断在半导体芯片、原材料、设备等行业“落子”,引发了人们对华为全面入局半导体行业的猜想。
在华为30多年发展过程中,华为主要投资了哪些企业?背后传达出了什么不同的信号?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在后来被解读为“华为不做投资”。但其实,不管是任正非还是徐直军,所谓的“不投资”主要是针对华为云、云计算和大数据人工智能平台,而非所有领域。
总体来看,华为的对外投资思路,一直遵循着《华为基本法》中制定的规则。这则1998年通过的的管理大纲,确定了华为的企业战略、价值观和经营管理原则。
对于投资,该基本法第三十七条规定,“我们中短期的投资战略仍坚持产品投资为主,以期最大限度地集中资源,迅速增强公司的技术实力、市场地位和管理能力……我们不从事任何分散公司资源和高层管理精力的非相关多元化经营。”
所以,华为在投资并购方面,一直都非常低调。如果按照时间来划分的时候,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第一阶段是2000年到2016年,第二阶段是2019年到现在。
在第一个阶段,华为的投资主要由内部的企业发展部主导,互联网业务曾短暂投资过一些项目。其中,华为整体负责投资的部门被称为“企业发展部”。这个部门隶属财经委员会,主要包括策略发展部、企业项目运作部、投资监控部、项目执行部等。
在华为体系内,企业发展部并非核心部门。与很多企业不同,华为对外投资的过程是由业务部分发起。他们发现某家公司掌握的技术对其业务有帮助之后,就将标的提报给企业发展部。随后由企业发展部考察评估后,提交给常务董事会决策。所以企业发展部更多的精力放在评估、调研上。
另一个部门是互联网业务部。据时任华为互联网业务部总裁的朱波介绍,2008年时他找到华为EMT(执行管理团队)的徐直军,想找华为谈合作,却被徐直军看重。当时,华为在通讯领域看到了天花板,希望能在互联网服务领域有所突围和建树,邀请朱波加盟。
最终,华为专门为朱波成立了互联网业务部。当时,朱波带了20多个人,华为内部又抽调30多人,成立了60人左右的团队。这个部门最初直属华为软件,2010年多元化后,互联网业务部被归入了消费者BG旗下。
不过,这个部门随着朱波2012年的离职也被撤销。据朱波表示,最初华为有意往服务和互联网发展。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互联网的B2C思维模式和华为的B2B业务模式,在很多方面发生了冲突。后来华为在投资战略方面有所调整,因此他便选择了辞职。
在经历了2015 年到2018年之间的投资空白期后,华为投资在2019年迎来了第二阶段,这期间的投资以哈勃投资作为主要载体。
2019年4月,哈勃投资成立时注册资本是7亿元。随后,华为在2020年10月和2021年5月两次增资,注册资本达到30亿元。从哈勃投资董事人员构成上,董事长、总经理白熠,曾是华为财务管理办公室副总裁,华为全球金融风险控制中心总裁;董事应为民曾担任华为无线网络研发总裁,董事周永杰曾任海思半导体有限公司副总裁,均有通信产业从业经历。
值得一提的是,哈勃投资的成立和发展,是跟美国制裁华为几乎同步。在哈勃投资成立后一个月后,美国便开启了对华为四轮制裁中的第一轮。2019年5月,特朗普政府将华为列入实体清单,限制美国企业供货给华为。随着美国对华为制裁力度的加大,哈勃投资的速度也在加快。
当时,华为做了两手准备:短期内,加紧向村田、东芝、京瓷、罗姆等供应商增加零部件采购,增加台湾地区的采购量,如大立光等订单明显增加。同时,据产业链调研,对于美国半导体企业产品,华为也准备了一年左右的库存,以给予华为供应链切换的缓冲期。
长期来看,华为还在积极寻找替代供应商,放宽对国内供应商的认证资格条件,加大对国内潜在供应商的发掘与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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